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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白鴿婉拒訪低調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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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白鴿卸任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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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白鴿談郭美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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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趙白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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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白鴿擔任紅會會長時，常常“高調”面對媒體
趙白鴿離任後，其個人得到的評價以正面居多
　　記者｜王 煜
　　“誠懇而有力的白鴿，未能如願飛翔在變革的天空。”“因為天空或許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粗糲的、複雜的、難以撬動的現實，只是存在了百年之久的混凝土地面，以及隱藏其下的腐敗結構……她未能飛翔，還因為滾燙的民意猶如從未冷卻的開水，早就褪去了她的羽毛。郭美美雖已收監，並流淚洗刷紅會的清白，但質疑之聲反而更甚……她想從民意那裡爭取時間和機會，但沒有人還有耐心再給她機會。”
　　很難想象，作家、報紙評論員蔡方華如此詩意的詠嘆，緣於一名副部級官員的離任。
　　9月2日，中共中央宣佈，趙白鴿卸任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職務。“與郭美美纏鬥三年”之後，趙白鴿離開了這個火山口般的職位。
　　有關部門向外透露：趙白鴿的離任主要是年齡原因、以及還要負責國家外事和國際紅十字會的工作，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調動。與近年來公眾對紅會的冷嘲熱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趙白鴿離任後，其個人得到的公眾評價以正面居多。
　　她是國際型和專業型的高官，她是中紅會的“救火隊員”，她是媒體眼中的“紅會好人”，她也是網友謾罵的對象……3年來，圍繞她的爭議不斷。現在她離任了，中國紅十字會將走向何方？
　　三年高調治紅會
　　今年62歲的趙白鴿學習醫學專業出身，1988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擔任上海市計劃生育科學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文彙報》1990年的一篇報道中寫道，趙白鴿在國外留學的3年中，完成了14篇論文，導師輓留她在劍橋大學繼續從事研究，歐美一些大學也邀請她攻讀博士後，但她決定回國。1999年1月後，趙白鴿歷任國家計生委科技司司長、國際合作司司長；2003年9月，她出任原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從履歷可以看到，趙白鴿可謂同時具備國際化和專業化素養的技術型高官。
　　2011年10月，“郭美美事件”重創紅會後，趙白鴿“火線上任”，開始力圖輓回紅會的聲譽，以及開展一系列改革。“紅十字會這樣的‘百年老店’，怎麼會在一個小姑娘郭美美的衝擊下產生這麼大的問題？”趙白鴿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她的疑惑。
　　她上任後的一步是儘力改善和媒體的溝通。趙到紅會上班的第一天，有記者聯繫採訪無果，其秘書說採訪沒有可能。但第二天該記者就接到趙秘書的短信，說趙想約幾個記者聊聊。在這次談話中，趙白鴿直言，這次不是採訪，而是虛心請教記者們如何去應對這場來勢洶洶的信任危機。
　　在之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趙白鴿在媒體面前露面十分頻繁、姿態高調，甚至因此得了“趙大嘴”之稱。親切、沒有官架子，這是許多人對趙白鴿的印象。2012年12月，“捐款箱長毛”事件的記者會上，會議臨近結束時，趙白鴿匆匆趕來與記者座談，聊她的經歷、抱負，以及難以承受的壓力，甚至一度哽咽、激動落淚。2013年4月，在紅會就蘆山地震舉行的例行發佈會上，趙白鴿立下“軍令狀”：如果兩到三年仍然翻轉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動請求辭職。這個發佈會上，趙白鴿主動走到每一個記者的座位前交換名片，並請記者們對紅會進行監督。
　　然而這樣的姿態並未讓紅會遭受的質疑減少。郭美美事件之後，紅基會“仁愛基金”西部志願者工作辦公室捐贈劣質自行車、紅會成都募捐箱內善款長毛、紅會冠名醫院發生醫療事故、紅會相關項目基金存監管漏洞、海南風災“盛夏捐棉被”、救災倉庫轉租……負面消息不斷爆出。雖然有些得到了闢謠，有些得到及時處理，但公眾似乎總是更容易記住紅會糟糕的一面。
　　趙白鴿以及紅會在蘆山地震之後開始顯著減少與媒體的接觸和發聲，知情人士解讀為是被公眾的不認同“傷了心”。中青輿情監測室近期抽樣2000條網絡輿情統計顯示，57.4%網民不認同紅十字會在3年間已扭轉了“黑十字會”的印象。
　　趙白鴿卸任後，紅會舉報者周筱贇以及許多媒體人士都評價她為“紅會好人”。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原司長王振耀認為，這個時候不應該去評價趙白鴿是不是好人，而應該看到紅會在趙白鴿任上這3年來變得更開放了，做了不少轉型工作，在災害救助上也有新突破，“這才是重要的”。
　　王振耀向《新民周刊》記者表示，3年來紅會被質疑到今天這個地步，其中包括許多不實和偏激的攻擊，很大程度是趙白鴿對此寬容的結果。中山大學中國公益慈善研究院學術傳播總監周如南也認為，從運作規範、資金透明等角度看來，紅會在中國的慈善組織中其實是位居前列的；“但是，公眾把自身對社會各方面的不滿情緒都投射到了‘郭美美’以及後來的一系列事件上，紅會成了眾矢之的，被打成了篩子。”
　　改革的內部阻力
　　“一個趙白鴿救不了整個紅會。”周如南說。這同樣是不少業界和媒體人士的觀點。在他看來，紅會之所以成為公眾“泄憤”的靶子，在於它象徵著中國傳統的慈善模式：自上而下用從意識形態層面用行政力量來推動和干預慈善行為，使得一些政府部門和國企等單位出現“被捐獻”的情況。周如南認為，這是一種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壟斷慈善資源的形式，是一種應該被破除的畸形的體制。
　　周如南的建議是讓紅會“去行政化”，改變“有級別，有編製，有經費，屬參公管理單位”的體制。不少相關人士認為，這是紅會改革的核心。
　　趙白鴿在任時也曾設想，未來的中國紅會應是一個受托於政府、國際組織和社會公眾，行使人道使命的社會組織。她想推動改革，把紅會變成一個真正代表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擁護的平臺。在這個背景下，20多位學者受邀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戰略課題組”。
　　但這項改革並不容易。課題組組長楊團曾表示，在紅十字系統內部，從總會到地方紅會，“絕大多數怕改革，怕摘掉公務員的帽子”。據統計，截至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系統編製工作人員為11228名。
　　課題組曾提出，從基層紅十字會和行業紅會開始，逐步與行政脫鉤，剝離紅十字會的日常慈善功能，將公募權轉交基金會等，但這些設想在紅會的內部爭議極大。最終，“去行政化”沒能列入紅會的改革任務中。
　　周如南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公募資質的開放也是紅會等慈善機構改革的方向之一。很長一段時間里，慈善機構的公募資質被官辦機構壟斷，缺少監督和競爭，使得這些機構出現許多問題。他說，雖然目前全國範圍內的相關政策還未開放，但部分地方已經做了有益的嘗試。例如，2012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州市募捐條例》首次明確，廣州地區的公益性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非營利的事業單位，特別是在扶老、助殘、救孤、濟困或者賑災領域，經申請取得募捐許可後，可在許可範圍和期限內開展募捐活動。這意味著公募權在一定程度上的開放。從此以後，廣州募捐不再姓“官”，更多民間公益組織和民辦非企業將登上依法募捐的舞臺，與壟斷公募的半官方慈善機構同台競爭。
　　但王振耀並不贊同紅會要“去行政化”這個觀點。他認為，紅會具有很強的官方背景，這能給它帶來很多資源和優勢。“就像經濟市場上有國企和民企一樣，在公益慈善領域的社會市場里，也應該同時有官辦和民辦的組織，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在他看來，紅會的官方背景本身並不是問題，關鍵在於同時要讓自己保持開放。他提出，在體制和結構上，紅會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邀請一些在社會上有名望的非官員人士來兼職；在救災救助方面，可以調整和民間組織的關係，加強合作，“以前都是民間組織把捐贈物資交給紅會，那紅會為什麼不可以在合適的時候把物質交給專業化水平足夠高、在某些領域更有優勢的民間組織呢？”
　　王振耀提出，在開放之外，紅會還要把人道主義實踐做得更好，“這是為老百姓乾的事兒”。他說，紅會應該找到幾個關鍵的項目，例如兒童大病救治，切實推進下去，讓百姓真正得到實在的幫助。
　　9月3日上午，趙白鴿就此次職務調整接受光明網的採訪，她著重總結了自己這3年來帶領紅會的團隊所做的工作，“3年來，我們重點進行了人道主義精神的傳播和實踐。”但她並未提到改革。
　　社會監督尚需理順
　　2012年12月，由16名委員組成的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簡稱“社監委”)成立，這是趙白鴿在任時推出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媒體的報道中，社監委被定位為“第三方獨立監督機構”。但自成立以來，社監委也和紅會一樣遭遇了不少質疑，有人認為社監委成了紅會的“公關部”，有人指出社監委委員與紅會有利益關聯、不能保持公正。
　　作為社監委委員之一的王振耀對《新民周刊》記者表示，社監委的成立，把第三方的監督引進來了，這很關鍵。“既然把我們請進來了，再脫離監督就不大可能。”關於質疑，王振耀曾對媒體表示，他在遭受質疑之前，就質疑過社監委，其他委員也質疑過。比如，社監委能不能代表紅會就某些問題向大眾作解釋？答案是不能。社監委應該是代表公眾向紅會提出社會的意見，而不是代表紅會向大眾解釋什麼，最開始把定位弄錯了。
　　他表示，經過2013年中期會議上的討論，社監委對自己的定位已經很清晰：社監委應該是一個平臺、一個橋梁，一方面向紅會傳達社會的意見；另一方面，利用委員手中的資源，搭建渠道和更寬泛的網絡，讓公眾參與進來。
　　王振耀說，趙白鴿卸任之後，社監委具體將有什麼變化，還要等待紅會新一屆班子的決定。不過他認為，社監委有可能一分為二，一部分進入紅會的監事會，另一部分成立專業的咨詢委員會。
　　周如南則認為，除了像紅會社監委這樣專門監督某一個慈善機構的組織，還應該發展監督區域內所有慈善機構的第三方組織。廣州在這方面依然走在了國內城市的前列。2003年6月19日，由15名來自人大、政協、學術機構、媒體等領域的非公職人士組成的廣州市慈善組織社會監督委員會(簡稱慈監會)成立。負責組織實施的廣州市民政局稱，廣州慈監會“是全國首創的慈善組織第三方監督機制”。慈監會成立後的首要任務是監察首屆廣州市慈善項目推介會千個項目的3億元善款。
　　周如南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的教師。他指出，在公眾溝通方面，趙白鴿突出了個人形象，幾乎成為紅會的新聞發言人，為其個人贏得了“好人”的稱號，但這並不足以改變組織的形象。“從公關的角度而言，小贏靠技，中贏靠術，大贏靠德。”中青輿情監測室也認為，在趙白鴿任上，官員個人與紅會的公眾形象捆綁在一起，形成了“木桶效應”。公眾眼裡，並不會看到木桶最長的一根，決定“木桶”水面的，正是最短的一根“木板”：紅會的現行慈善制度。
　　回到技術層面，周如南對紅會的公眾溝通提出了建議。他認為，紅會應該成立專門的傳播團隊，而不能只靠一人之力。同時，紅會對新媒體輿論的監測和應對機制還不夠完善，例如，趙白鴿與媒體、公眾的互動也多是線下，而沒有在線上與網民充分互動。“紅會的領導、新聞發言人完全可以嘗試開設自己的個人微博、微信公號，以更親切的方式與公眾互動。當然，這背後依然需要一個團隊的共同運營，一個人是很難做好的。”
　　紅十字會由來和中國紅會早期歷史
　　1863年，瑞士銀行家、慈善家亨利·杜南創立紅十字會。在他的努力下，1863年，由5位知名日內瓦公民組成的“傷兵救護委員會”宣告成立，它就是現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前身。
　　國際紅十字會在瑞士始創後，各國相繼成立紅十字會並申請加入國際紅十字會，但直至19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才出現關於紅十字會問題的討論。
　　1904年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立，歷來被認為是中國紅十字會之始。但從紅十字進入中國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前，中國還曾出現過一些被認為是帶有紅十字色彩的組織，影響較大的組織有：中國施醫局，救濟善會，濟急善局，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東北三省數百萬百姓陷人水深火熱之中。經各方奔走，上海海天道沈敦和聯合中外人士於1904年3月10日在上海成立“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奔赴東北救助難民和僑民。後經慈禧批准，清政府立即派駐英使臣張德彞前往瑞士，於6月29日“按照1864年所訂《日內瓦紅十字會公約》補簽畫押，中國由此而加盟國際紅十字會成為會員國。還特地撥款10萬兩白銀作為開辦費。1907年，清政府將“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更名為“大清紅十字會”，1911年辛亥革命後易名為“中國紅十字會”。1912年，中國紅十字會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正式承認。1919年，中國加人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原名紅十字會協會)，是最早加入該會的國家之一。
　　三年來紅會風波不斷
　　救災倉庫轉租事件
　　今年8月，有媒體曝出紅十字會將備災倉庫出租給一個名為北京中迅譽華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的公司，每年賺取90萬元的“外快”。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對此稱，備災倉庫與企業的合作已於今年5月全面終止，項目所得均納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賬戶，未發現工作人員從中謀利。
　　海南風災“盛夏捐棉被”事件
　　針對今年7月瓊粵桂“威馬遜”颱風災情，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緊急調撥棉被運抵正處於三伏天的災區受到質疑。昨日，中國紅會賑濟救護部相關負責人回應稱，棉被作為生活必備品，即使是夏季救災中也是常備物資。
　　紅會冠名醫院發生醫療事故
　　2012年，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聯合衛生部，針對全國紅十字(會)醫療機構進行檢查評估。趙白鴿曾表示，“整肅”行動將把“撈錢撈名”的醫院從紅會隊伍清除，一些“不具備相關資質、不履行人道使命”的冠名醫院，也在取締範疇。
　　紅會成都募捐箱內善款長毛
　　2013年，網上有人爆料成都市紅十字會在汶川地震後設立的募捐箱善款，因多年未取，導致箱內紙幣長出白毛髮霉。成都市紅十字會官方回應關於募捐箱內紙幣發黴一事，該回應稱，2012年6月就已將全部善款收取完畢。
　　紅基會“仁愛基金”西部志願者工作辦公室捐贈劣質自行車
　　2012年，有媒體報道，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專項公益基金———“仁愛基金”通過下屬“志願者工作辦”陸續向陝西捐贈了上萬輛劣質自行車，且這批車輛主要捐贈給了機關和國有企業。中國紅十字基金會通報了陝西捐贈質量不合格自行車事件調查結果。中國紅基會事業發展中心已終止對時進龍的聘任，並撤銷志願辦。
　　郭美美事件
　　2011年，新浪微博號“郭美美Baby”受到關註，其認證身份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郭美美在網上炫富，引髮網友對中國紅十字會的非議。
(原標題：“白鴿”飛走後，紅會怎麼變？)